我常常觉得，随着年龄的变化，考虑家庭问题的方法也随之而变。
孩童时期住在森林峡谷间的村庄里，只要夜暮降临，决不可以剪指甲，按照从祖母，母亲那里传下来的旧习俗，如果夜晚剪指甲，将来会远离家人一个人孤独地死去。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，一个人住在外边，和家里的关系显得格外地冷淡起来，有时故意地在夜里剪指甲，仿佛在表明，今后要一个人生活下去的幼稚心愿。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结婚、生子，一晃到了四十岁。是的，那是在墨西哥城当教师的时候，望着漆黑的夜晚，猛然回想起那个旧习俗，便停止了剪指甲。那是因为，妻子打国际长途向我报告，长子大江光的癫痫病又发作了。因为必须干到签约的日期，只好怀着一种迫切回归的愿望，坚持到工作结束。那以后，即使看见儿女在夜里剪指甲，也没有把四国岛村庄里流传下来的民俗告诉他们。我希望，除大江光外，女儿、次子在未来，能够在一种宽松的气氛中理解死亡。
在家里两个健全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都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自由时间，也就是说，让他们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。他们的成长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，是家庭这种形式，把我和儿子，妻子和女儿，女儿和儿子之间彼此连在了一起，其中连接着一根有张力的绳索。特别是我和已经长大成人的次子，他已成为有性格的白领阶层的一员，我们之间被这根绳索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我当然是很疲惫的，可儿子决不会停滞不前。平时，那是一根无形的宽松的绳索，它总是向下低垂，一旦哪方需要的时候，就会抓紧它，把它向自己的方向拉近，或者沿着绳索靠近对方，即使不靠近对方，也会用眼睛确定对方的位置。这是一种没有束缚感的连接方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即使站在悬崖边上的危急时刻，一方宁可自己滑下去，也会冒死支持另一方，而另一方也会以同样的心态，确保两人的安全。
现在，让我欣慰的是，我的家庭被无形的宽舒的纽带连接在一起。长子因为有残疾，永远也不可能独立出去，只能和我们夫妻共同生活下去。我认为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事，从利己主义的感情出发，平常连接我们三者的这根绳索虽然没有紧绷着，也没有松驰地垂向地面，至少从我这方面讲，我和大江光的关系，需要在细微之处进行检讨。
次子为了硕士论文，要到秩父去住一晚。从幼儿时期，他就是个决不抱怨不平的孩子，只是生闷气表示抗议。至今为止，送大江光去福利制作所的角色，一直是他担任。今天，我早早起来，停止工作，决定送大江光去。
从电车下来，沿着新建成的高层住宅旁的步行道走着，大江光又中度发作癫痫，我带着他走到了新修好的街边长凳上，等待他恢复过来，这时我看到了身边的枫树和榉树的黄叶。每当大江光中度癫痫发作时，最难办的就是小便失禁，这一天也同样。恢复过来之后，向福利制作所去的时候，又一次小便失禁，即使坐出租车回家也是臭气难当，不如直接去福利制作所。大江光也试着向前走，只是脚步有些不稳当，我想用手臂扶住他，被推开了，想用肩头支撑着他，被他微妙地断然拒绝了，这样一直走到福利制作所，我也没能为保护他做点什么。
早晨的福利制作所，夸张地说，有点战场的气氛，所有老师都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麻利地干着活。我和一位面容熟悉的老师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把替换的内衣交给他，他带领大江光走向洗手间，为他处理失禁后的一些麻烦事。假如我没发现大江光失禁一事，老师也会主动为他处理的。福利制作所的老师干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，对大江光这样的病人，这并不是小事。在他小的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慌慌张张的我，带他进了和式厕所，因为他小，不会蹲着，弄得满身都是。还有一次，同样进了车站的和式厕所，地下满是污水，还是高中生的妹妹全力以赴地在背后支撑着他，使得进来解手的男士，不得不向她表示了敬意。女儿的性格乖巧，老实中蕴藏着勇敢与坚毅。
回来的路上，仿佛做完了一项工作，一个人坐电车往家走，琢磨刚才大江光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帮助。迄今为止，有好多次了。是他癫痫发作的原因，还是他潜意识里怪罪父亲使他得了这种病，向我表示敌意？难道他忘记了每次发作父亲对他的照顾和关怀吗？相反平日他在人群中上台阶，总是我来扶他，这就好像这是我的特权一样。我仿佛明白了些什么。电车到了仙川车站，我下了车，这时站在月台上的两个女大学生，似乎闻到了什么，“瞧，那个大叔，臭哄哄的，变态！”
年初，我曾到她们就读的大学讲演，介绍大江光的音乐，今天被他们说成变态，真是“幸运呀！”
平常我不表现出对大江光的忍耐态度，以免妨碍他走向独立。迄今为止我从不反省我的这种作法，同时我觉得也失去了很多机会。在围绕如何教育残疾儿童的研讨会上，我曾做过有关我和儿子的演讲，会后，我受到了国立大学研究残疾教育的某年轻学者的批评。他认为一味地把残疾孩子保护在自己的怀里，对他自立是一种阻碍。他特别强调，你们夫妇死后，孩子将怎样生存下去，在教育残疾儿的问题上，最大的敌人就是父母妨碍孩子的自立。他还说：在您的小说里看到，您女儿要和有残疾的哥哥一起出嫁，这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，你们父母的态度，也使您女儿陷入不幸。
这位年轻的学者对我过分地珍惜家庭成员，显出不能忍受的样子。他继续批评说：家庭与社会对立，让家族成员从属于双亲，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，您的整个家庭成员就像是一群向社会示威的勇士。
我也反省过自己，怎样使自己的家庭得以“康复”。常常听到这种说法，家庭是您的根据地，那么没有家庭的人怎么办？我回答不出来。文学往往是从否定家庭开始的。太宰治的名言说得好：比起孩子更应该珍惜父母。然而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还是不想离开孩子。
每天和大江光在同一屋檐下干着各自的事情，听着相同的音乐，迎送他去福利制作所，为了补偿分开的时间，他回家来就和他多说些话。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着，我不得不认真地想想，大江光是不是真正需要我？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达，说不定他是凭借毅力、忍耐，对我给予最大的宽容。
回想六十年来的人生，除了幼儿时期，用“宽舒的纽带”这句话来概括我的人际关系，我认为是贴切的。
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，站在自由者的立场，参加过一些党派团体组织的游行、集会，可是不想成为任何党派的一员。用一句政治术语来说，我最接近无政府主义者，但也没有加入无政府主义团体。
我常常被质问：您说要珍视祈祷，可又没有宗教信仰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我的回答是：我不想信教，被束缚，但我想加入一种不被束缚的宗教。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，我愿意阅读带有宗教色彩的传记文学，而且自己也想被严肃的宗教条例所束缚，曾经也被弗兰西斯、罗耀拉等人物故事迷住。
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写小说，到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，而且没有找过工作。学生时代，只是参加学校的团体活动，编过文艺杂志，那只不过是一年两次，集中一周的活动。到现在，一起编文艺杂志的同学的面孔都记不起来了。相反，像伊丹十三这样，非常自由结交的学生时代的朋友倒成了一生的挚友。大学时代也没能住上集体宿舍，结交朋友的机会又少了一个。这一切对于我长大成人没能带来正面的经验，特别是四十岁到五十岁期间，由于性格的欠缺，对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，现在我更加感到人格本身的欠缺，竟成了胶片直接映衬在文学作品中。
基于以上种种考虑，今后我想写一些以“宽舒的纽带”为主题的文章，不仅写我自己，还有和大江光的关系，以及家庭所有成员，使我这个家庭成为“康复”的家庭。
（摘自《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》，大江健三郎著，门晓红译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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